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五柳七
一部十年前的老剧《薛平贵和王宝钏》，当年反响平平，最近突成热议话题，“王宝钏挖野菜”“王宝钏恋爱脑”遂成热梗。只是没想到，数百年传唱至今，受挤对的还是王宝钏。
王宝钏的故事见于骨子老戏《红鬃烈马》，包括《武家坡》《大登殿》等13场折子戏。张爱玲写过一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形容王宝钏“像冰箱里的一尾鱼”：“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不解之处在于，替王宝钏打抱不平后，张爱玲为什么感慨了一句“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满族作家叶广芩以《大登殿》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大清朝最后一位状元郎刘春霖给“母亲”保了媒，洞房花烛夜发现自己受了骗。“父亲”大了十八岁，已先娶了一位夫人，“母亲”成了薛平贵的代战公主。怎么办？老太太都是照着《大登殿》的规矩办。王宝钏正是旧时代女子们面对不公的样板。张爱玲所谓的“浑朴含蓄”，大概指的是沉默隐忍。一条冰冻的鱼，又能怎么挣扎？
都知道王宝钏的命运安排不合理，怎么改得“可爱”才好？
上个世纪30年代，翻译家熊式一把《王宝川》改编成英文话剧，觉得川字更雅，因此王宝钏成了王宝川。这部戏墙内开花墙外香，英美巡演，轰动一时。剧情入乡随俗，西凉国成了英国，结局坚持一夫一妻，薛平贵将公主认作了“御妹”。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戏剧家顾仲彝的尝试更大胆，把王宝钏的故事与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相结合，创作话剧《三千金》。王宝钏化身李尔王的三女儿考狄莉娅，她们都遭遇了被父亲的放逐。
老舍先生改编过《红鬃烈马》，主张“要全盘另写，一点不将就”。“叫她始终一个劲儿，既不受调戏，也不跪下讨封，而薛平贵也既不娶两个老婆，又不‘大登殿’。”薛平贵没去当什么西凉王爷，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
为什么薛平贵怎么改，“总是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最近有首流行歌《武家坡》，把薛平贵在寒窑向王宝钏赔罪的一段唱成了情歌，不知戏文的难免把薛平贵错当了“情圣”。熊式一改编《王宝川》曾受到剧作家田汉、洪深等人的批评。洪深说《大登殿》就是胡闹、儿戏的“出气主义”：“抱着出气主义的人，随随便便地就把气泄了、怒平了；这真是没有出息。”
洪深“出气主义”的批评别有所指，但道出了一点不公平之处，老戏多写负心汉，得了功名后，下手一个比一个狠，最后道个歉就能洗白。
薛平贵们总能做个好人，而王宝钏们出气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剧照被网友们做成表情包。剧中薛平贵扮演者陈浩民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图片参与讨论。
《武家坡》和《汾河湾》谁先谁后？
京剧有三出代表性的“戏妻”戏，即《桑园会》《汾河湾》和《武家坡》，如今三部戏被网友称作“渣男三部曲”。
《桑园会》改编自元代石君宝的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问世最早，始见于汉代刘向《列女传》，“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
明代刊本《古今小说》绘《秋胡戏妻》故事
《列女传》和石君宝剧作，均未提及秋胡妻姓名。京剧《桑园会》中，秋胡妻名唤罗敷，典故取自乐府《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石君宝写《秋胡戏妻》，夫妻成婚次日，秋胡被强征入伍，秋胡妻独自侍奉公婆十年。《桑园会》里秋胡离家时间更长，“一去二十余载”。
戏妻缘由有不同，《秋胡戏妻》中，秋胡事先不识采桑女即是久别之妻，见色起了邪念，被罗敷严词拒绝仍纠缠不休。京剧《桑园会》改为秋胡已认出妻子而故意试探。结局也不同。当罗敷发现桑园中的登徒子乃是自家丈夫时选择上吊自尽，《列女传》中是投河而死，《秋胡戏妻》中则是秋胡妻索要休书。
《汾河湾》故事版本繁多。清代自乾嘉年间“家将小说”盛行，诸如呼家将、罗家将、薛家将和杨家将，刊刻频繁。《薛仁贵征东全传》最早刊刻于乾隆年间，《汾河湾》正编自该书。
薛仁贵和其妻柳氏的事迹均见于新旧《唐书》。《新唐书》载，薛仁贵之妻柳氏鼓励丈夫以从军报国为先：“富贵还乡，葬未晚。”秋胡、薛仁贵和薛平贵都是因参军离家。追根溯源，这种丈夫出征、妻子望夫的戏曲模式，可以溯源至唐代大为盛行的“参军戏”。据唐代《云溪友议》，元稹在浙东时，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其妻刘采春，从淮甸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元稹赠诗云：“更有恼人断肠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汾河湾》和《武家坡》剧情相似。薛平贵和薛仁贵只有一字之别，王宝钏和柳迎春都苦等十八年。
《武家坡》和《汾河湾》谁先谁后？
齐如山先生曾从戏曲编剧的视角做过分析，认为《汾河湾》在前，《武家坡》在后。“《武家坡》一戏，则确系由《汾河湾》演变而来，意思极简单，就是因为薛仁贵被张士贵欺压，后虽经皇帝明了，平反过来，把功劳归在薛仁贵身上，但张士贵仍为大臣，而薛仁贵的地位比他也不见得高贵。观众对此仍不满意，于是才又编出《武家坡》这本戏来，以魏虎影照张士贵，因薛仁贵之岳父嫌贫爱富，所以用王允来影照他；又因为元曲《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有将徐茂功的女儿赐与薛仁贵为妻一层，所以添上西凉招亲，以代战公主影照徐茂功之女。总之是虽然都照薛仁贵写，可是无论反面正面，其情形都要加重。”
简单说，从薛仁贵到薛平贵好比写“爽文”，怎么让观众痛快怎么来：“编剧的人认为痛快，大多数的观众也就认为痛快，所以也都欢迎。”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做过大胆推测，认为《武家坡》和格林童话《熊皮》的母题极为相似，甚至“熊皮”在古代北欧语里的发音与薛平贵也近乎相同。“这故事如果是唐宋间出现的，它又初见于秦腔，且长安附近有武家坡的地名，则必又由欧洲经西域古道传过来，当时回鹘在西北边疆为中西文化交通的媒介，所以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
外来说略显牵强。戏妻故事，古今中外都有此偏好，名段当属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伊，离家二十载。回归家中也要乔装成外乡人，试探妻子珀涅罗珀的忠诚。
再如《汾河湾》中，薛仁贵路遇少年射术精湛，出于嫉妒暗下毒手，不料确是亲生儿子。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也曾亲手射杀三个孩子。可能在史诗情节中，英雄多少都有嫉妒和偏执的毛病。
自找没趣“戏妻”歌
戏妻剧目，当然远不止这三出。
元代王实甫写《破窑记》，吕蒙正高中状元，十年后返乡任县令，为试探其妻月娥，先是诈死，后是谎称落第，花样更多。
戏剧家钱伯城在《问思集》一书中回忆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最为壮观的一出戏妻戏”要数《大劈棺》：“这出戏与另一出《纺棉花》合称‘劈纺’，曾在上海京剧舞台大为流行，京戏旦角有演这两出戏，特别是《大劈棺》，而大出其名的。最有名的两位就是言慧珠与童芷苓，号称‘劈纺大王’。她们各据一戏院，对垒演出，盛况空前。”《大劈棺》又名《庄子试妻》，年黎民伟还拍摄过电影，反串庄妻田氏，其妻严珊珊出演婢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
《大劈棺》和《纺棉花》一庄一谐，都是俗戏，剧情争议颇大，乃至此后长时间未予复排。
《大劈棺》取材于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庄子假死，用分身隐形之法，扮成楚国王孙前来吊孝，试探田氏，田氏果然动心。楚王孙突染重病，需用“生人脑髓热酒吞之”。田氏欲劈棺取脑，庄子复生，田氏羞愧难当，悬梁自尽。庄子“鼓盆而歌”，自此修仙去了。
《纺棉花》也是妻子变心的故事。银匠张三出门经商三年，回家后在墙外听闻妻子唱曲自娱，于是以言语相谑，并掷银一锭，其妻果然开门相应。张爱玲把《纺棉花》的戏剧性称为“近于杂耍性质”，“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庄子》中确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记载。庄子唱的什么歌，一说是“敖然自乐”的欢歌，一说是以歌当哭的挽歌。冯梦龙小说中，庄子之歌确实是“无情的幽默”：“你死我必埋，我死你必嫁。我若真个死，一场大笑话。”
汪曾祺先生在年改写过《大劈棺》一戏，给田氏留了活路。剧本里，庄周复活，两个人好合好散，一别两宽。剧尾也写一首歌，言明此类“钓鱼执法”的戏码实属自找没趣：“原来人都很脆弱，谁也经不起诱惑。不但你春情如火，我原来也是好色不好德。”
《刷子序》里“渣男榜”
宋室南渡，北方的“路岐人”多流落温州，以当地的歌谣小曲的唱腔，融合杂剧形式，形成南戏之盛，可惜南戏大多散佚。
明代沈璟写过一首《刷子序》，总结了南戏剧目中书生负心的套路：“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协）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
这首《刷子序》，可称“渣男榜”。南戏里的负心汉，不再去参军，而是去赶考。比负心，薛平贵真是小巫见大巫。
“叔文玩月，谋害兰英”。指《陈叔文三负心》，见于宋代《青琐高议》。陈叔文因家贫，虽授官而难以赴任，骗得伎女崔兰英资助，途中却推兰英堕水。京剧《金玉奴》取材于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穷书生莫稽中了进士，玩月之时把妻子金玉奴推至江中，可谓陈叔文的翻版。
“张叶（协）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指现存最早的南戏剧目《张协状元》。书生张协赴考途中困于山庙，得贫女相救，结为夫妻。待到张协高中状元，贫女前来寻夫,他却拔剑相向。
温州博物馆藏南戏《张协状元》（上）与《秋胡戏妻》（下）石雕
“李勉把韩妻鞭死”，指《李勉负心》，在宋金元时期流行较广，剧本已佚。
“王魁负倡女亡身”，指《王魁负桂英》，在宋代《醉翁谈录》等诸多文人笔记均有收录。书生王魁赴考，得风尘女子敫桂英资助，考中状元之后却另娶他人。桂英愤而自杀，死后鬼魂活捉王魁。明代王玉峰据此改编为《焚香记》传奇，改王魁中状元之后被人冒名，桂英死后事获辨明，人亦复生，与王魁团圆。
田汉先生曾依王魁故事改编为越剧《情探》，复用桂英魂捉王魁的结局。王魁其实不叫王魁，史有其人，本名王俊民，乃宋嘉祐年间的状元，因状元号为魁首。王魁之意就是王状元。京剧大师周信芳亦有《义责王魁》一戏存焉，流传至今。
优人诙谐贵在“犯上”
沈璟《刷子序》，遗漏了重要一戏——《赵贞女蔡二郎》。
戏中的蔡二郎，又称蔡中郎，原型是汉代名士蔡邕，字伯喈。《赵贞女》写蔡二郎去应举，考中状元，却忘却发妻，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大饥之年，苦撑门户，赡养公婆。直至公婆去世，她才身背琵琶，上京寻夫。蔡二郎不肯相认，还公然行凶，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被暴雷轰死。周信芳的名剧《扫松下书》即改编于此。
陆游诗云“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被污名化，却获宋人坊巷流传，有点委屈。唐代宴乐时有一部杂戏《苏中郎》。北周时书生苏葩，自称“中郎”。貌丑而好饮酒，每次喝醉了，回家后夫妻“便作斗殴之状，以为笑乐”。为了表示醉酒，演苏葩的俳优要戴上红色面具出场，这种形式在日本舞乐中还能看到。蔡中郎是不是给苏中郎背了锅？
“优”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优人的技艺，一是歌唱奏乐，二是诙谐嘲弄。先秦两汉时优人主要以滑稽调笑的形式作为酒席间的搞笑担当。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谈及优甚至承担了谏官的职责：“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优人把插科打诨的光荣传统发扬至两宋。蔡卞是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可称惧内的“蔡二郎”。《清波杂志》载，蔡卞每次遇有国事，必先回家和夫人商议，当时办事的人都说：“我们每天奉行的，都是蔡大人老婆的枕头风。”蔡卞升官，大摆家宴。唱戏的伶人唱道：“右丞今日大拜，全靠夫人裙带。”内外传为笑谈。
南戏即是以这种甘于犯上的“插科打诨”为擅长。如《张协状元》，全戏凡53出，戏谑的部分占了33出，开篇直承：“直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
优人的冒犯精神，体现的或是另一种“无情的幽默”。
《琵琶记》对了朱元璋胃口
元末高明的名剧《琵琶记》，以《赵贞女》为底本。
高明隐居宁波城东的栎社，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朱元璋称帝后，召他出仕，高明以病相辞。徐渭《南词叙录》载：“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朱元璋）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
雷劈蔡中郎的《赵贞女》在南宋时遭禁乃至散佚，而《张协状元》大概因为勉强加了个团圆的结局侥幸豁免，又收录进《永乐大典》才得以传世。
为什么与《赵贞女》一枝两叶的《琵琶记》会对了朱元璋的胃口？剧中有阙《水调歌头》，恰能回答：“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才子佳人，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甚观。正是，不关风话体，纵好也徒然！”后半阙又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
休论插科打诨、只看子孝妻贤的主张板起了说教的面孔。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讲座》指出，“可是在明代人眼中，却把这种熟套，认真地当它是一篇革命宣言。”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载，永乐年间，诸大臣曾上书禁止“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只讲“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于是即便敢有收藏这等词曲的，“全家杀了”。这旨意和高明的《水调歌头》一个腔调。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大收煞”（指全本收场），形容大团圆为“临去秋波那一转也”，只不过这秋波煞气太重。
挂条“欢乐的尾巴”
元代杨显之杂剧《潇湘雨》中，秀才崔通中举做官后弃妻再娶，原配张翠鸾寻夫，崔通不仅毒打前妻，还诬她为贼，吩咐左右：“便差个能行快走的解子，将这逃奴解到沙门岛。一路上，则要死的，不要活的。”
明代王骥德编《古杂剧二十种》中《潇湘雨》插图
再看《武家坡》中的薛平贵，归家途中同样是杀气腾腾：“她若贞节，将她收下；她若失节，将她杀死，也好回到西凉见我那代战公主！”
冯梦龙写《金玉奴》，金玉奴被莫稽推落江心，幸得许公相救。后来打了丈夫一通，骂了丈夫一通，被许公劝了一句：“凡事看我之面，闲言闲语一笔都勾罢。”自此莫稽与玉奴夫妇和好，比前加倍。
这样犯罪后的团圆会可信吗？
明代刊本《古今小说》绘《金玉奴》
生搬硬套的“大团圆”，用今人眼光看，太过违和。戏剧学家邵曾祺在《试谈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中形容得恰当，这不过是给悲剧勉强挂上了“一条欢乐的尾巴”。
学者幺书仪在《谈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一文中认为，“元杂剧中存在一类强加的公式化的团圆结尾，在这类结尾中，由于剧作家才思有限，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让软弱的、被损害的一方向另一方妥协，元杂剧《潇湘雨》就是最妥协的剧作，其他如《调风月》《曲江池》《玉镜台》《秋胡戏妻》皆是如此。”
戏曲作者们是“实力不允许”，还是“现实不允许”？秋胡妻也好，田氏也好，除了一死了之，最好的结果只能是妥协了。
鲁迅先生批评说：“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大团圆的实质是悲剧性的驯服，就是这么具有欺骗性。
女性只能等着“被戏”？
大多戏妻戏可以算是“计谋喜剧”的样式。陈佩斯在采访中谈及：“有一个现象，我们对计谋喜剧的认识很有意思。在计谋喜剧里，最典型的是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里，有一个本子叫《张协状元》，里边不仅有插科打诨，后半部分宰相王德用嫁女，主人公不娶，王德用要报复，于是剧情马上就进入到了一种计谋喜剧的情境。”
问题是，女性只能是被戏的一方吗？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扮作律师救下了未婚夫巴萨尼奥的朋友，又故意索要订婚戒指作为讼金，来戏弄未婚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两位富绅夫人，也以“娘儿们爱闹着玩儿，可照样清白”的方式反制了无赖骑士。
明人孟称舜对关汉卿的评价切中肯綮：“俗语韵语，彻头彻尾，说得快性尽情，此汉卿不可及处。”关汉卿戏剧，伟大的一处正在于写出了那些快性尽情的“女计谋家”，都是敢于下套子的奇女子。《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巧扮渔妇，在望江亭上盗走了杨衙内的势剑金牌，《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计取周舍休书，以“风月”治“风月”。凭此一点，关汉卿就无愧比肩莎翁。
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篇《张廷秀逃生救父》，后来改编成《王二姐思夫》。慈禧当年请莲花落名家抓髻赵进宫唱《王二姐思夫》，惹了闲话，甚至被御史奏了一本。听二人转里的王二姐，骂远归的张廷秀最解气：
“有道是人穷志不短，谁像你人穷志也穷。从前看你像竹竿子样，长来长去节节空，从前看你像豆芽菜，长来长去弯了弓。车辙沟泥鳅来回跑，你跑到多暂也难成龙。常言说好虎一个能拦路，一百个黑瞎子五十对熊。”
为什么王宝钏被当成了“恋爱脑”？要我说，还不是戏里不肯让她出出气。（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