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夫人与王夫人，又怎能以“智慧”二字论之？这二人都同样的冷血自私与愚蠢固执。邢夫人在贾府的地位，是极孤立、极不得人心的。不为别的，只为她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乃至一个人的主体意识，没情没义，贪财自私，处事则糊涂无见，待人则刻薄寡恩，甚或可以说是个被封建男权社会扭曲了的变态者、偏激狂。
而王夫人作为荣府的实际掌权人，论才干远不及贾母；她好像很正派，不像邢夫人那样偏私，有时却显得愚蠢固执。所以，知道的人说她庸懦无能，与贾政等同，她是虽似有德而偏听易惑，不见真德，才亦平庸，她的宽仁慈厚，是以维护男权社会的那一套封建礼教为前提的，因而明明是统治阶级的男性蹂躏了无数弱女子，但她却认为“好好的爷们”都是丫头们勾引坏的。可见，她就是一个男权制文化的主体。
先说她们的冷血自私
对待子女，邢夫人简直是个冷血动物，王夫人虽不乏温情，但在关键的时候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显得自私、冷酷，二者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宽厚无私的天性。
邢夫人没有生育，这在世袭制的男权社会里，是很尴尬、很绝望的。作为名义上的母亲，她对儿子儿媳贾琏、凤姐和女儿迎春，一贯是冷心冷面，冷言冷语，“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迎春从小儿没有娘，邢夫人从不哀其不幸，而是不满她的懦弱无能，大为“怒其不争”。迎春嫁给“中山狼”孙绍祖，实际上是贾赦把她“准折卖给”孙家的。她受虐待回家哭诉时，邢夫人全不在意。例如，迎春被孙绍祖关进耳房，处境垂危，而此时：
“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会他，大老爷也不出个头!”
邢夫人对待贾琏，也无好心。她为替丈夫求娶鸳鸯遭到贾母斥责后，贾琏出于一片好意，安慰道：
“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
但她不仅毫不领情，反而斥责他：
“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了。”
她对丈夫是愚忠，对儿子所谓“孝”的教训荒谬绝伦。如果说邢夫人对儿女的冷酷是出于缺乏骨肉亲情的话，那么对待亲侄女的刻薄，更是不可理喻。举例言之，邢岫烟“家中原很艰难，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们治房舍，帮盘缠”，而她却是只铁公鸡，把岫烟推给凤姐，凤姐又把她推给迎春。然而，“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结果邢岫烟只穿着几件旧衣裳过冬，“越发显得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后来王熙凤死了，贾琏出去探视被羁押患病的贾赦，巧姐的舅父王仁及贾环等人欲将岫烟卖与外藩做妾，所仰仗的后台就是她。
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人，作为传宗接代工具，只能在“妻以夫贵”或“母以子贵”中才能显出自己的地位。王夫人之所以成为贾府统治集团的当权人物，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她为贾家立下了生儿育女的功劳。年届五十的她，对宝玉喜爱有加，把他看作命根子，主要是因为贾珠死了，只有这么一个亲生儿子。然而她对宝玉只是一味溺爱，没能施以正确的家庭教育。
就说金钏儿这件案子罢。当时宝玉对这个女孩疯疯癫癫说些没正经的话，王夫人却只打骂这个丫头而不责备自己的少爷。否则金钏儿也不至于羞愤得投井。宝玉挨打时，她首先想起的是自己和已经死去多年的长子贾珠，她说：
“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
曹雪芹深刻地揭示出王夫人母爱的极端自私，她疼贾宝玉，实际上还是疼的自己；她保护的是宝玉的身体和生命，而不是宝玉的思想。王夫人虽然也不时流露出慈爱，但其社会属性的一面充满着冷酷，从而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父权制观念把母爱变成了制造悲剧的手段、杀人的武器。这样，王夫人行为以及性格上的矛盾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夫人的自私和冷漠就在于自身的奴性吞噬了女性妻性母性。她虽然是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母亲，却不是一个合乎“人”的要求的女性；她虽然呵护封建的礼仪，却从来不呵护人的尊严；她距离传统道德最近，却距离美最远，距离爱也最远。
再说她们的愚蠢与残忍
贾赦要纳鸳鸯为妾，作为妻子的邢夫人是受到了严重损害的。奇怪的是，她不仅没有丝毫痛苦和反抗，反而为之奔走，成为逼迫鸳鸯的帮凶。因而她那被金钱、地位迷住的眼睛和被封建男权意识局限的头脑，根本辨别不出鸳鸯那自尊、自强的内心世界，更不能理解“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丫头”的选择。她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过一年半载，生下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
邢夫人这一番自以为头头是道、胜券在握的谬论，同鸳鸯那“低了头不发一言”，以至“夺手不行”的无言的反抗，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
“俗话说的‘金子还是金子换’，谁知竞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
其不伦不类之旁征博引，其毫无自知之明的煞有介事，令人不齿！而贾府上下除了“这一个”，有谁能说出这样愚犟的话来！
与邢夫人的人性意识和女性意识的消解完全不同，鸳鸯所看重的决不是什么地位、金钱，而是自己的人格和真正的幸福。所以，鸳鸯决然拒绝了权势的引诱，机智地闹到贾母跟前，铰下头发立誓：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当妇女们还只能用哭声来抗议强加给她们的婚姻时，作为家生女儿出身的鸳鸯却敢于抗争，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气节，这是对男权意识的有力反击。
王夫人素来吃斋念佛，好静少言，给人一种“宽仁慈厚”、“慈善人”的印象。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她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伪善者。王夫人善于控制感情，贾母也认为她“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这就给人们造成假象，好像她“精神不够使用，心情永远消沉”，其实，她的吃斋、念佛，只能看作是无可如何的逃避，是她置身于贾府这个非常复杂的大家族中的一种韬光养晦之计。隐含其间的，正是她的虚伪、残忍的本性。正如解弢所言：
“贾政夫妇皆愚而忍，然贾政事事令人笑，王夫人事事令人恶，而肤视之，又似宽宏仁人也。作者之笔，何其神哉！”
第三十回，王夫人的表现是：
“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忿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
可知王夫人平生最恨之事，乃不遵男女礼教之大防，尤其是与宝玉有关时。谁若敢违背，便坚决驱逐之，绝不讲情面。王夫人被男权文化腐蚀甚深，对女性美的态度与贾母是对立的。
晴雯自幼被贾母赏识，后被派到宝玉房中，但她的标致、伶俐、爱强、会打扮等优点，在王夫人心目中皆是丑的，甚至是淫恶，她悍然声称“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于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晴雯被撵后，王夫人在回贾母时随口诬说晴雯得了与黛玉一样的“女儿痨”，还说：
“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
由此可见她对美的漠视和恐惧，也流露出她喜钗厌黛的心里倾向。倒是袭人说得很明白：
“太太只嫌她生的太好了，未免轻狂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她”。
这番话点出了王夫人对女性美的基本态度。美丽，本是一个女孩子最雄厚的本钱和最有用的武器，但对于晴雯，却变成了一种过失，这是多么的荒谬。可见，王夫人对于美的仇视，已是一种生命的变态。因此，她认为“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对表演斥之为“装丑弄鬼”。四儿、芳官等人其实也并无什么过错，而王夫人盛怒之下硬是半放半撵地把她们赶了出去。这样一群美丽活泼，具有生命本真意识的女孩子，就被王夫人代表的男性霸权戕害了。
作为主子，或者说奴仆的统治者，她们都根本没有把丫鬟当人看待，更丝毫谈不上同性之间的友善与同情。邢夫人协迫鸳鸯做妾，主要是出于“承顺贾赦以自保”；王夫人致金钏、晴雯等于死地，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但她打着维护风化的招牌。对于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言，她是更凶恶的敌人。可以说，作者塑造出如此一个王夫人，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本质方面，其深刻性或许要超过那些表里皆凶狠残暴的人物。
小结
作为统治者，二人有共同的地方，即自私、冷酷、愚蠢、偏执；作为女性，她们也曾有过青春，跟那些丫鬟、姑娘一样，也曾是颗纯净的珠子。但只一出嫁后：
“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而是鱼眼睛了”。
第七十七回，宝玉愤恨地说：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对此，陈其泰对此评曰：
“宝玉好色不淫，因其自忘与女子异体也。此处指恨婆子语，可见不以男人自居。”
作者托宝玉之口认为，只有避开男人、婚姻、生殖，才能保持女儿的清爽本质。像邢、王两位夫人这样，成为贵妇人后就完全丢失了天真烂漫，甚至完全容不得其他少女的天真烂漫。男人社会的污泥浊水确实腐蚀了她们的人性。可见宝玉所厌恶痛恨的，其实质就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玷污和毒害。
曹雪芹正是敏锐地感觉到了男权文化对已婚妇女的异化，他笔下的已婚妇女形象的种种“可杀”之处，正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尊严和个性的压抑。一个个由“水做的骨肉”变成“死珠子”、“鱼眼睛”的妇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普遍悲剧命运。
所以，我甚为认同波伏娃之语：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邢夫人、王夫人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她们天性里带来的邪恶使然，而是被那个社会环境所塑造出来的。在各种政治手段和文化的熏陶下，很多妇女将封建女教内化为本身的意愿，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着传统的“妇德”和“妇道”观念，维护着男权社会为自己定下的规则。贵族世家贾府这个特定的环境，使她们以与男性统治者等同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进入父权社会结构的中心区域，为巩固父权制秩序而生存、而效力。
实质上，这并不是女性自我的价值实现，而是女性自我的倾颓与迷失，是对性别统治的屈从。她们确实是父权制原则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男性同化，把男性意识内化为一种自觉要求，从而失去了女性的价值、经验和意识。她们的一生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但她们自己很少感觉、认识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更为可悲的是，即便是女性，也往往被这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男权意识内化，自轻自贱，自相残杀，不自觉地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对下层女性强加自己所受的迫害，从而造成更多同性的人生悲剧。
